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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圣心动物医院好不好?月是故乡明,家乡最动人

人本论语2020-06-01 07: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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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编辑整理于“佳和传媒”、“网易封面新闻”(作者李熙)及“难得书院”(作者罗炼)等自媒体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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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诞生,决定了近现代中国年!

公元纪年法,为全世界通用,中国早已使用。公元纪年法就是从“耶稣出生”之年算起,耶稣出生为公元元年(略有偏差)。

早在公元前13世纪,即旧约(old testament)——(以色列)人基于恐惧及敬畏通过牺牲献祭来赎罪而与耶和华神的约定——时代,西摩出埃及记在圣经中就用希伯来语明确地预言了耶稣的降生;以色列被罗马统治的时候,耶稣降生在一个叫伯利恒的小村子里,作为女人后裔(创3:15)他不是承接了罪身的亚当之血,而是藉着有肉体的童女(玛利亚)因圣灵感孕而生的——这是照着耶稣诞生前700年以赛亚预言成就的。

耶稣成长在木匠约瑟家里,到了30岁通过约翰施洗,他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背负了世人的罪孽,便开始了他正式的献祭救赎工作,并在33岁那年受了十字架刑罚,其生涯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英文"历史"(History),原本是"His"和"Story"的合成语,直译为"他的故事","他"(祂)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由此,人类历史大体可分为B.C和A.D两段——B.C即"Before Christ"(诞生前)的缩写,称为“主前”、“基督以前”;A.D是取拉丁语Anno Domini的缩写,即“主的岁月”(in the year of ourlord)的意思。

可见,现在世界通用的“公历”,就是以耶稣基督为起点的,而中国的历法也不是以孔子、释迦摩尼或穆罕默德为基点“纪元”的。现在,是耶稣诞第两千零八年诞辰纪年,即2018年。

不仅如此,我们沿用自明末《时宪历》脱胎于清朝《西洋新法历书》至今的“农历”,也是欧洲耶稣会教士和本土首批天主教徒合力编撰的。央视“探索发现“频道,曾于2013年7月23日《人物》介绍汤若望神父。视频最后一句话:“公元1679年,由汤若望编撰的《时宪历》重新开始推行,一直沿用到今天,这就是和每一个中国人生活都有着精密联系的农历。”

据《明史》记载,明《时宪历》是于1629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领衔,“大西洋国人”龙华民、邓玉涵、汤若望、罗雅谷”承担“译书演算”工作,根据西法“督修历法”编纂的。这些“大西洋国人”,全都是来自于意大利与日耳曼地区的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是西西里人,邓玉函、汤若望是日耳曼人,罗雅谷是米兰人;而徐光启、李之藻则是本土首批戒了麻将瘾、放弃小老婆的天主教徒;其依托的“第谷宇宙体系”,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介于哥白尼日心系和托勒密地心体系调和设计的,核心力量是地心说,即太阳与月亮绕地球公转,但五大行星则绕太阳公转。明清易代后,官方将《时宪历》删改至103卷并将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于顺治二年(1645年)颁行。

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耶稣会教士汤若望预测将有日食发生,推算出“日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并各省直见食有多寡,先后不同”等具体情形;为了平息内外之争,礼部尚书郎丘等人“启请派官会同测验”,实际上就是让钦天监和汤若望双方打擂台。八月初一日食发生,钦天监官方使用旧历法的测验均有偏差,“大统历错一半,回回历差一时”;但汤若望的测试结果“时刻分秒,毫厘不爽”。清朝官方档案记载:“明朝二十年来不用新法,我大清国不过施行几日,一测即验,犹如合对兵符,真可谓为神奇者也!”汤若望打赢了和钦天监的擂台,才使“农历”渡过了在中国通行的第一个难关。

本土士人在技术上无法胜过洋教士,就用文字狱来诬蔑。康熙三、四年(1664-1665年),官生杨光先先后上书,称汤若望“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正教”,“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传造妖书,窥视朝廷机密,内外勾结,教会二十年来收徒百万,布党京省要害之地”,最终判决汤若望及义子等“并免流徙”,汤若望不久后病死,支持新历的5名本土官员(均为天主教徒)仍全被处决,政府废除新历法重新沿用明代《大统历》。

北京滕公栅栏墓地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有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66座传教士墓

之前800余座传教士墓地迁往了西北旺

“汤若望教案”后,杨光先、吴明烜等人以检发有功分别升任钦天监监正、监副之职,但这些官僚的技术水准显然远低于构陷罗织的本事,业务压力巨大、部门工作一片混乱并屡次错测节气时日,不得不要求招募技术骨干和放宽业务要求,并与康熙五年(1666年)二月奏请“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七年(1668年)五月又奏请参用回回历以校正旧历且承认“现用旧法,不无差谬”,于是双方再“打擂台”,于钦天监观象台一起预推正午日影所止之处,经过三天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而杨光先等都有误差。为了进一步验证,康熙又安排了立春、雨水两个节气以及月亮、火星、木星运行等五项测验,令大臣们共同观察,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而杨光先“逐款不合”。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南怀仁上奏指陈吴明烜推算历日差错之处,据监正马祰测验“南怀仁所指之处皆相符合,吴明烜所称皆误”,三月清廷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气节占候皆由其主”。此后,清廷恢复使用汤若望所订新历,并于八月为其昭雪,“追赐原掌任钦天监事、通政使司通政使汤若望祭葬如例”。之后至清亡,历法一直大体沿用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所订新历,延续至今,俗称“农历”(皇历)。

需提及的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也来自于洋教士基于“定气法”确定与我们传统基于“平气法”确定的“二十四节气”不同。在《时宪历》中,“节气”是将冬至与冬至平均分成十二等分,称为“中气”;再把相邻“中气”之间的日期等分,称为“节气”;这样,平均每月有一个“中气”与一个“节气”,共“二十四节气”,每“节气”之间日期相同,故称作“平气法”。而由西洋教士修订的农历“二十四节气”,则是根据太阳在回归黄道上的位置来定的,即在一个为360度圆周的“黄道”(一年当中太阳在天球上的视路径)上,以春分点为0度起点,太阳每运行15度为一个“节气”,每“节气”时间不均等,称为“定气法”。

经历顺治康熙时代的波折后,耶稣会士实际上被清朝官民公认为通晓天文历数的科学权威。应该承认,首批到中国的耶稣会士着实是非常有学问的“大西洋国人”,但1793年到达中国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发现,后来“接替的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葡萄牙人;他们走运的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发现他们的错误”。葡萄牙神父汤士选悄悄向英国使团请求帮助,“主教向英国人承认他和他的同事根本不能预测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与日落的时间,而朝廷上下却都以为他们在这些方面是专家”,在此之前他们由于能买到巴黎出版的《天文历书》还能应付,因为他们知道两个首都之间的经度差只要换算一下就行了,“但法国革命断了他们的来源:他们收不到宝贵的历书了。现在这场骗局就要暴露,太可怕了”。英国使团成员同情这位狼狈不堪的“学者”,便送给他一套以格林尼治子午线测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历书。“这样,这位对天文学一窍不通的主教兼‘天文学家’就还有7年太平日子可过”。


汤若望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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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锚定了近现代洋学堂国文课本!

b p m f,d t n l,g k h, j q x r,zh ch sh …… 时至今日,每个中国孩子入学的语文第一课,便是汉语拼音。可是,你知道吗?汉语拼音竟然来自西方传教士,来自耶稣教会,其发明者是耶稣会的利玛窦、金尼阁。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是最早采用拉丁文字母为汉字注音的人。他于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后来,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也就是利玛窦去死的那年秋天,金尼阁(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来华传教,他从欧洲带来了7000本书(当时欧洲印刷术出现仅有100年,可见书籍的珍贵),价值一万金盾(这些钱抵得上于1602年创办的世界上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里十七个大股东里最大两个股东的股本)。

1625年,金尼阁神父完成《西儒耳目资》三卷,并于次年在杭州出版,据他自述,此书目的在于“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25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一切汉字的读音。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因为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故称“利、金方案”。 

峨冠博带的金尼阁神父及其著作

不仅语文课,数学课也有教会痕迹。1607 年,利玛窦与朋友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回译本。许多汉字及当代中文词汇,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例如汉字“欧”,还有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

而且,地理课也有教会的贡献。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先后被十二次刻印。当代世界地图上,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

《几何原本》与《坤舆万国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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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成了中国医院特色标志!


耶稣治愈瞎子、瘫子,抚摸麻风病人,照顾生病的人……两千多年来,因着耶稣教导,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前赴后继走遍世界各地,去救助照顾贫困生病的人,现代医院便是由教会开创的,当代中国医疗卫生更是如此,直接得益于西洋传教士的无私博爱和努力。


首创“护士”职业的南丁格尔


教会创办的北京医院

自1820年教会被许可进入中国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医院和门诊乃至医学院便陆续建立起来,传教士、牧师、神父、修士、修女来到中国,开始照顾贫苦病痛中的人们……


传教士与麻风病人

严重传染的麻风病

可是他却那么亲切同她们在一起

教会医院带来了先进的医疗卫生观念和医疗诊治方法,推进了中国医疗机构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凭借先进的设备、精湛的医术,特别是无私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教会医院赢得了中国百姓的信任。


传教士在为中国老百姓检查口腔

这估计是这些穷苦大众唯一

一次获得正规医疗的机会 

据统计,1937年,在华教会医院共有300所,小型诊所600处。而这些救死扶伤的教会医院,都以十字架为标志。随着教会医院在中国城乡的普及,十字架成为了一个“救死扶伤”的标志。生病了去找“挂十字架的地方”,成为中国百姓的一种新的生活常识。


中国人找传教士看病


人们信赖这种挂有十字架标志的医院。即使“十年”浩劫,也没有挪去这些布满中国城乡的十字标志,中国医院十字架的标志因此而保留至今。我们每个中国人去医院,都可以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标志。

20世纪初,较著名的天主教医院就有:天津天主教若瑟医院(1874创办,今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云南昆明天主教法国医院(1901年创办);四川重庆天主教仁爱医院(1905年创办);上海市天主教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1907年法国耶稣会神父创办)。

还有:上海公济医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圣心医院(今上海市杨浦区老年医院);北桥普慈疗养院(今上海市精神病医院);中比镭锭医院(今上海市肿瘤医院);南市时疫医院(今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圣安当医院(今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

此外,天津天主教圣心医院(1922年由方济各会创办,今天津市眼科医院);江西南昌天主教法国妇幼医院(1929年创办);广州孔好古神父创立了一所麻风病医院;东北建立了一所治疗鼠疫的天主教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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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礼拜”,国人有了统一休假日!

每到周末,孩子们便放假回家,正规职场工作也开始纷纷休假,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的星期制,起源于《圣经》, 星期日是世界为了纪念救世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而设立的节日,现今星期日是全世界最统一的休假日。早在民国,星期制才得以确立实行,从此,我国本土劳动者才有了每周法定休息日。

《圣经》第一章《创世纪》,大意是:上帝第一天天地,第二天创造了水和空气,第三天创造了植物,第四天创造了日月,第五天创造了鱼、鸟等生物,第六天牲畜、昆虫、野兽以及管理这一切的人。第七天休息时,人类为感谢上帝,纷纷向他朝拜。此后人类制定历法时,每七天一个周期,第七天休息,但必须朝拜上帝。这就是“礼拜天”的来历。

Sunday在古英文中的意思是sun's day(属于太阳的日子)。 对基督徒而言, 星期日是“安息日”, 因为耶稣复活的日子是在星期日。约在公元三百年左右, 欧洲教会和政府当局开始明订星期日为休息的日子, 直到今日, 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以Sunday为星期例假日。后来,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礼拜一至礼拜六。虽然“礼拜”是很多宗教的仪式,例如伊斯兰教等,甚至连太平天国信奉上帝教,也有礼拜日(其实在星期六),但只有基督教的周礼拜日,成为全世界人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作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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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办学,成就中国近现代教育!


辅仁大学

近代以来,由于教会积极在各地创办大学,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使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同世界接轨。教会创办学校旨在使中国青少年,特别是贫民子弟,有进德修业的机会。到1940年,仅天主教开办大专院校就有102所,培养民国各行各业诸多人才。

整个20世纪上半叶,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经济社会现代化都居功至伟。这些教会大学培养出的学术大师人数、学生成才率,是当今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只是在1952年的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教会学校都集体消失了。

例如,辅仁大学(Fu Jen CatholicUniversity),今日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1925年由罗马教廷创办,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1952年,政府对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辅仁大学正式与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合并。教会举办的震旦大学,即今日复旦大学,并校时各院系分别被并入了的复旦、华东师大、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等院校。



教会尤重视残疾人和平民教育,设立了多所盲人学校,聋哑学校。至于中小学,几乎凡有教堂处皆设小学,凡有主教公署处皆设中学或师范学校。据1914年统计,全国教会拥有学校8034所,中学学生人数14万。本世纪三十年代,大约50%的中国精英分子,是由教会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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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中国幼儿园阿姨的先驱!


很多国人对教会充满了误会,总觉得教会是在侵略中国,是在进行文化洗脑。“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34)看看教会在近代中国做了多少事情?对我们今天的国人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怎么可能成立呢?!

1850年,上海天主教土山湾孤儿院成立,先后收养孤儿2500人。“衣之食之,教以工艺美术”,这是中国最早最大的孤儿院。1920年,全国有天主教孤儿院150所。1930年,在全国育婴堂达375所,收养孤儿21000人,圣婴会收养婴儿52000人。孤儿院不仅为孤儿提供生活保障,而且对孤儿进行职业教育。在战乱年代,教堂往往是贫困老百姓的避难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78年前,一位英国独立女传教士,在日本鬼子的铁蹄即将蹂躏她所在的山西阳城县前夕,带领、庇护100余名中国孤儿辗转超过一千里,安全抵达陕西省扶风县。全程走完,一个孩子也没有落下。她传奇般的事迹,在1958年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六福客栈》,英格丽·褒曼主演。中国的近代史课本里,却连她的名字都没有。今天就请记住这位伟大的女性:格蕾蒂丝·艾伟德 (Gladys Aylward)。

艾伟德女士生于1902年,27岁开始信奉天主教。1930年底,她读到一篇文章,“了解到中国的百万人民从未听过耶稣基督”,于是决定赴中国传教。她很清贫,负担不起走海路到远东的费用,只能乘坐长途列车取道东欧驶入苏联,穿越西伯利亚的茫茫雪原,最终抵达中国。当她买好车票之后,手里只剩下2英镑9便士。金钱无法动摇她的决心,艾伟德女士带着圣经、衣服和食物,义无反顾地出发了。最初的旅途还比较顺利,可进入西伯利亚之后,情况开始变糟。

一天夜里,火车忽然不走了,列车长以“押送囚犯到此地为止”当作理由,把乘客赶下了车,让他们步行到下一站“赤塔”搭车。赤塔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在贝加尔湖以东,已经毗邻中国领土。当地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日夜温差大。在温室效应远没有今天如此严重的1930年,在艾伟德女士艰难跋涉于荒郊野外的那个夜晚,天气会有多冷?无法想象。但是,她,挺过来了!一步一步愣是徒步走到了赤塔!她只是一个身高1米45,体重七八十斤的弱女子啊!天知道她经历了些什么。

到站之后,变故再度发生。她的护照被扣押,因为护照的工作一栏被误填为“机械师”,而非“宣教士”。苏联人认为她是技术性人才,不能放任流入他国,要留在赤塔。无奈之下,不会俄语的艾伟德女士只好通过当地的一名公务员,替自己办理交涉。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苏联人居然想趁机奸污她!天幸,她摆脱了那个无耻禽兽的纠缠,在一名懂得英语的妇女帮助下成功出逃,重新登上了列车。到达海参威之后,又乘一艘日本商船赴神户,再渡海到达天津!通过在天津的宣教中心,艾伟德女士终于走进了山西阳城县,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艾伟德英文传记《The Small Woman》

在阳城县,艾伟德女士和教友一同创办了八福客栈,作为宣教基地。客栈最初是面向骡马夫,后来开始收养孤儿。艾伟德女士收养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这个女孩是被人贩子拐到阳城县的,开价两个银元。经过讨价还价,她花了九毛钱把女孩领回了客栈,起小名为“九毛”,学名为“美恩”。九毛钱就能买到一个孩子的所有权!由“美恩”开头,艾伟德女士又接连收养了三个孤儿,并将这项慈善事业连同传教一道持续下去。

到1937年,35岁的艾伟德女士已成了阳城县长的座上宾。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福客栈收留的孤儿和难民越来越多。艾伟德女士和苦难中国的情感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她加入了中国国籍;放弃了教会的“中立”立场,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公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蛮行径,并为中国军队秘密传递情报。

于是,当1940年日寇向泽州、阳城逼进时,他们发布公告,悬赏100美元捉拿艾伟德。此时已经是3月份,除了年初已托人护送百余名孩子去西安之外,八福客栈还有100多个孤儿。

1948年,

艾伟德在上海遇见早年收养的美恩,

美恩已结婚生子

必须立刻离开阳城,目的地仍然是西安,因为那里是大后方,宋美龄开办了一家孤儿院。此行最迫切的目的是摆脱日军追踪,因而首先要从阳城到达垣曲,再南渡黄河,进入国军防区;然后从豫西进陕西、抵西安。艾伟德女士领着她的孩子们,加上阳城县长派来的送他们到黄河边的几个助手和向导,跟着几匹善于走山路的驼小米的骡子,出发了。这样一条线,最艰难的路段在太行、中条山区。

艾伟德女士本身就不强壮。孩子们最小的只有四岁,需要抱在怀里走;大人挑着箩筐,前后可以各放一个孩子;骡子背上也能骑一两个孩子;但更多的孩子不得不相互搀扶着艰难步行。他们人小腿短,要翻越这一座座如今只有驴友感兴趣的高山,简直是一场噩梦。更不用说,那一面面险峻的陡坡、一条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失足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长途行走,透支着他们的身体,折磨着他们的神经。饥饿袭来,只能喝稀薄见底的小米粥,基本上填不饱肚子。

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遇上一座破旧的寺庙,或者弃置已久的民居,否则只能露宿山野之中。孩子们紧紧挤在一起睡着,这样才不会害怕蛇啊、狼啊等野兽的出现……鞋子磨破了,肚子痛了,走不动了,孩子们会焦躁、会流泪。但大伙都知道,只有鼓起劲头、打起精神,渡过了黄河,才能逃脱日本人的魔爪。

对日寇的恐惧如影随行,似乎挥舞着膏药旗和武士刀的人间禽兽随时将从天而降。所以,尽管会发泄负面情绪,孩子们一直在走,不敢有丝毫懈怠,没有谁赖在原地,没有谁喊着回家。苦难使他们过早地成熟了。艾伟德女士更加劳苦,她必须保证没有一个人掉队。她必须不停地游走在队伍的头尾,鼓励、抚慰着孩子们。

她要决定什么时候吃饭,如何分配有限的小米;决定在哪里过夜,孩子们谁和谁睡在一起;她要随时和向导商量,是否调整路线。遇上艰难的、无人开辟的道路,她第一个上前试探……她不仅是一个传教士,还是一个领导者、探险者,更是一个母亲。

从阳城到垣曲,170公里路,他们整整走了12天。过程虽然艰辛,但前头的光明越来越强烈。所以,当他们遇上一个国军兵营的时候,当一支国军游击队为他们留下一些食物的时候,艾伟德和孩子们高兴得无以复加。黄河,越来越近了!听到河水澎湃声了!几百米宽的河面就在眼前了!北岸驻守的国军,为他们召唤来了南岸的船只,把一百多人分作三次顺利渡河。下船之后,双脚踩上河南渑池县的土地,这里是国军第一战区,大家终于安全了!


英格丽·褒曼在

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

饰演的艾伟德

漫长的陇海线铁路,连接起河南和陕西。郑州以东虽然被黄泛区隔断,但艾卡德女士和孩子们到灵宝县乘车,就能直达西安。在难民救济站饱餐一顿之后,大家兴高采烈地坐上了一列货车。然而事与愿违,火车走走停停,在接近崤山的时候,前面的一条桥梁被日军飞机炸毁,无法前进了。他们必须翻越中国这座著名而险要的大山,沿着古代士兵走出的小径,一直走到潼关,那里是陕西的东大门。

好在已经没有日军追踪,敌机不会飞到深山上空轰炸,国军也派出了几名战士代为护送。虽然旅途同样艰险,遇到陡峭、塌陷、滑溜的路段时也会深感绝望,但还是比较顺利地渡过了。用时两天,对于已经习惯忍耐饥饿和疲劳的孩子们来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到了潼关,一天黎明,大家又登上了火车,再转了几趟客车,终于到达了古都西安。沿途难民救济站也保证了艾卡德女士和孩子们不会饿肚子。老天似乎要最后考验一次这群苦难的人。

当时,西安城内由于粮食紧张,不得不对难民关闭城门。成功的曙光瞬间熄灭,艾伟德女士几乎崩溃。她发了疯似的,领着孩子们绕着西安城墙乱走,只想找到一道进口。可是,这不可能!这个时候,她已经患上了肺炎和伤寒,加上严重营养不良,身体出现高烧。在从阳城出发之前,她在一场日军空袭中,被打伤了肩头,伤口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西安城下的她,几近摔倒,几近失去意识。但是,艾伟德女士最终没有倒下,因为她知道孩子们离不开自己。

一个好心人出现了,告诉他们,在扶风县有陕西省第二保育院,也是蒋夫人开的,可以投奔那里。艾伟德女士如获至宝,又经过一番远行,终于抵达扶风,孩子们有了可以托付的地方!在那一刻,她终于倒下了,在恍惚中还喃喃地说道:“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

鉴于艾伟德女士感人至深的贡献,1941年7月15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她加入中国国籍。1941年至1944年,她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救助麻风病人,和囚犯对话,感化他们。1949年,她返回英国,她的事迹被BBC记者写成小说出版,书名《小妇人》。

1957年,她前往中国台湾,两名她曾收养的孤儿,像迎接母亲那样迎接她。宋美龄公开演说,感谢艾伟德女士为中国儿童所作的一切。1970年1月,这位伟大的女性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悼词说:“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恶,是对她的遗忘。”希望未来某一天,艾伟德女士的事迹,会郑重地写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


1963年,

艾伟德与英国教育界人士合影

教会不仅建孤儿院,还建养老院。1920年,全国天主教创办养老院37所。1930年,发展到232所。教会除从事日常慈善事业外,还致力于一些救灾济难工作。1876年,华北五省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天主教派出70多位传教士赴灾区赈灾救济。1931年华北遭遇大水,天主教会发起赈灾活动,筹集到20万元用于灾区重建工作。


修女同中国儿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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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中国抗日救亡的急先锋!

雷明远神父,(Vincent Lebbe,1877年-1940年),字振声,圣名味增爵,本籍比利时,遣使会神父,也是两个中国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姊妹会的创始人。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于中日战争初期,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 唯一外籍人士在中国配享宗祠, 在天津和台北的忠烈祠都有他的牌位,以供人瞻仰、致敬和追思。

雷鸣远神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极力主张抗日。除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之外,还提倡身体力行地切实投入抗战之中。他在山西组建华北民众战地督导团,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先后出任宋哲元部队的残疾军人教养院长,傅作义部的前线救护队队长等职,参加作战。

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虽然雷明远神父已经年近60,但他亲自带领教友前去华北、西北各战区抢救伤兵; 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1935年绥远战争的时候,他又带领救护队,完成了救护队史上从未完成过的事,一个伤兵也不丢掉,与伤兵共存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天津沦陷后,《益世报》坚持出版,宣传抗日。于此同时,雷鸣远神父向自己的教会成员发出总动员令,亲率600多人组织救护队、野战医院和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抢救伤兵、赈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

1940年3月9日,雷鸣远神父被俘虏,关押在太行山山区的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被当作间谍受到6个星期的洗脑和酷刑,40多天后,经政府交涉,雷鸣远被释放,但已罹患重病。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 有挽联云:“鸣远司铎灵鉴——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


饶家驹(1878-1946),出生于法国桑特市。1913年,饶家驹神父到上海传教,拯救30万中国难民,并首创战时“安全区”概念及日内瓦公约的“上海模式”,被称为“上海贝拉”。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事变”,悍然侵略上海。战事一起,大量平民深陷战火之中,他(她)们亟需得到救助。于是,饶家驹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负责难民、伤兵的救援工作。他利用早年建立的社会关系,亲自出面与各方交涉,成功地使交战的中日军队停火4小时,救出闸北战区的难民和伤兵。他的义举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肯定。不幸的是,当神父冒险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在闸北被飞弹击伤,被锯去右臂,从此成了“独臂神父”。 

1937年八·一三战役爆发后,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从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百万难民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任职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饶家驹神父,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

经过饶神父的呼吁奔走,多方交涉,最终促成了难民区建立。时至今日,我们难以想象,在当时危急关头,饶神父如何奔波劳苦,竭尽所能来说服交战双方达成共识,首次创立了“安全区”这个概念,并在上海庇护了30万难民。难民区最多曾有收容所130余所,收容难民30万左右。难民区共成立存在963天。为30多万中国人提供了一线生机,饶神父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周转在各个势力之下,殚精竭虑,救助百姓。

饶神父首创的战时保护平民的安全区模式,后来被推广至南京、汉口、广州、法国、德国等地,为南京大屠杀时的平民带来了一线生机,并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公约》的修订,让原本只为救助战争中军人的《日内瓦公约》加上了‘拯救平民’的条款,而这也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

时至今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新馆内,设有纪念饶家驹神父的铜像和“中国之友”饶家驹纪念章。最后随提示一下,说到抗日救亡神父英雄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了上面所述艾伟德那样的修女英雌“急先锋”。


“上海拉贝”饶家驹神父


饶神父同难民儿童在一起


“中国之友”饶家驹纪念章


安全区是饶家驹神父首创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新馆内

为了纪念饶家驹神父修筑的铜像


8

北京猿人,是神父发现鉴定并命名的!

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1881-1955),中文名德日进,耶稣会神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 曾于1926年至1946年在中国生活。德日进神父,是一位对当代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科学家、哲学家与神学家,享有国际声誉的法国地质学家和古人类学家。

德进日神父是中国周口店“北京猿人”发现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奠基人, 也是“北京猿人”的命名者。1929年左右,德日进神父和许多中国古人类学家亲赴周口店,参与各种考察发掘工作。正是在他的帮助鉴定之下,“北京猿人”的头骨才被确定为距今60多万年前的猿人颅骨。

德日进神父被称之为“把科学和信仰统合起来”的思想家。他还被誉为“互联网的先知”,在中国写下了主要论著《神的氛围》(Le milieu divin,1927)和《人的现象》(Le phénomène humain,1942)。作为一名兼具科学家和神学家双重身份的学者,他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信仰与科学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视科学为上帝赋予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以及帮助人类走向上帝的领袖工具。

宁夏水洞沟纪念馆

德日进神父和桑志华神父蜡像

德日进神父和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


9

国宝熊猫,居然也是神父发现的!

憨态可掬,圆滚滚,胖乎乎的大熊猫,是每个中国人的“心头肉”,是名副其实的“国宝”。可是,你知道吗?国宝大熊猫竟然是外国神父发现的!

法国爱尔芒德·戴维神父(中文名谭卫道)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传教。科学界承认,1869年4月1日,他在四川发现了中国国宝大熊猫,这一天,戴维见到了活体熊猫,对它进行了第一次科学的描述。

不仅如此,这位喜爱自然科学的神父,还发现了蝾螈、麋鹿和金丝猴等十多种动物以及65种鸟类、170多种植物。当年,戴维神父发现麋鹿后将其运到欧洲,当麋鹿在几经战乱的中国绝迹后又被送回中国重新繁衍,为中国、为世界保存了一个物种。

戴维神父1900年逝世,享年74岁。他前后12年在中国考察,历尽艰险,饱受磨难,多次闯入鬼门关,多次重病不起,而大自然也馈赠他无尽的宝藏——戴维神父用自己独具慧眼的科学发现,让全世界认识了富饶的中华大地,以其非凡科学探索精神和丰硕科研成果,对中西科技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0

耶稣诞生,中国文化旧貌变新颜!


在《地道战》里我们看到打更,这是中国古老的记时方式。中国的第一块表,是明朝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带入的,从此中国有了标准的记时方式。

在中国五千的文明里,音乐也是我们的骄傲,但我们现在所沿用的记谱方式,确都是传教士给我们带来的,如五线谱、四线谱和简谱。而故国传统的记谱方式——工尺谱,当代中国人恐怕有很多人从未听说过。音乐家的传教士徐日升著《律品正义》、详记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为中国西方音乐艺术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土豆、西红柿、大葱等。这些蔬菜我们现在天天能够吃到,可这些蔬菜在我国明清之前是从未见过的,比如土豆,把它栽植成功的是明朝著名的农业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徐光启,他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徐光启编著了我国古代著名的《农政全书》,被称为我国“四大农书”之一。


传教士在教中国孩童音乐

可以看到很多是父母遗弃的盲童


徐光启像

在近现代,为中国文化传承和现代社会转型做出突出贡献的教会先贤不胜枚举,举其要者诸如:南怀仁神父,任钦天监正制成的天文仪器,是17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铜铸天体仪;卫匡国神父,被公认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德理格神父,被称为“西方音乐第一人”;郎世宁修士,被誉为“西方油画第一人”;韩德神父,在上海创办了自然博物馆。1873年,天主教耶稣会兴建上海徐家汇气象台,这是中国最早的气象台。

总而言之,西洋基督教文化,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对中国特色文化及老百姓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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